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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责令的道歉缺少对民意的敬畏

2018-10-30 11:54:39

“被责令”的道歉缺少对民意的敬畏

近日,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会同有关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57人以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对于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一案,监察部责令长春市政府向吉林省政府并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9月26日《济南》)。  监察部对长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一案,除了问责负有相关的官员外,还责令长春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以及由市长出面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从某种程度上讲,因强拆致人死亡,长春市市长进行如何诚恳的道歉都不为过。  可是,一旦作出深刻检查以及公开道歉加上“被责令”的限定语,就给人以一种怪怪的感觉了。事实上,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对官员的处分并不包括“责令道歉”。这意味着,公开道歉应当是法定之外的伦理道德,是因为仅仅由相关人承担法定的,还不足以完全消除“事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民怨。因此,必须在直接人的法定之外,由对事件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行政首长,以公开道歉的形式出面承担道义。  从承担公开道歉的目的和意义看,“被责令”的公开道歉真的难符其实。这是因为,公开道歉既然不是法定而是道义,它就应当出于道德自觉。而“被责令”的道歉,虽然它的效果的确是官员向公众表达了自己担当的道义,但是这种指向的主体并不是公众,而是“责令”其道歉的上级机关。这与其说是官员在承担对公众负责的道义,不如说其在承担对上负责的政治。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有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强制拆迁致人死亡的案件,几乎可以说都是因为只是“对上负责”,而不需要对公众负责结下的恶果。  如果官员没有因敬畏民意而心存歉意的道德自觉,那么这种歉意的表达,无论再怎么诚恳,都是由于忌惮自上而下的问责,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督促。更可怕的是,一旦官员只需要对上负责,那么再严厉的问责,到都有可能是昙花一现。正如去年有媒体进行的调查,在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甚至不少被问责的直接人在风头过后又迅速复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拆迁推进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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