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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初期失业等社会问题可能趋于严峻

2019/06/13 来源:金山信息港

导读

加入WTO初期,失业等社会问题可能趋于严峻我的钢铁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也保持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

加入WTO初期,失业等社会问题可能趋于严峻我的钢铁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也保持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而且体制改革推进过程又非常快,所以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现代化,但加入世贸组织毕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一步重大调整。所以,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某些社会问题可能会趋于严峻。其中为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就业问题

――失业人员总量有可能增加,且矛盾将集中于城镇

基于过大的人口压力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劳动力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总量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尽管总体来讲加入世贸组织将对中国GDP的增长做出贡献,并由此带动就业的增加,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乐观估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就业形势则有失偏颇。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贸易壁垒的迅速下降,中国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体系,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技术进步将逐步成为增长的主要力量,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所以,加入世贸组织固然能够对GDP增长产生贡献并带动就业增长,但所贡献的就业机会可能不会很大。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城镇大量的隐蔽失业会被迅速挤出,转变为显性失业。因旧体制下积累的问题过多,目前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中,富余人员按保守估计至少在20%以上。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竞争的加剧,会迫使企业进一步裁减富余人员。不仅那些受到进口商品竞争压力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会大量减员,即使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行业和企业,基于竞争的需要,也有可能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初期,挤出人员的数量很可能大于加入世贸组织所增加的就业机会。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据保守的估计,也有1.5亿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4个行业的约3.3亿劳动力中。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将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农民收入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被大规模挤出。由于农村中那些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产品质量相对落后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入世后也将受到冲击,服务于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第三产业,短期内也很难有很大发展。因此,指望农村中的非农产业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是大规模地流向城镇。

城乡大量富裕劳动力被挤出,再加上已经结存的总量不低于1000多万的城镇失业和下岗人员和今后若干年内每年都超过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现有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无法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改革以来,除个别年份的波动外,我国经济一直都保持高增长,但即使如此,仍然出现了90年代后期比较严重的、集中反映在城镇的失业(下岗)问题。根据1997年我们在若干大城市所实施的抽样调查结果,及对1997、1998年相关数据指标的分析结果,1997、1998年,全国城镇将失业、下岗合并计算后的真实失业率估计在13~15%左右

。1999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回升,就业状况也有所好转,但估计目前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仍可能在10%左右。未来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内,由于城镇内部现有大量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即使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失业率也极有可能超过15%。所以,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就业的结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加入世贸组织初期,由于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近些年来已经非常严峻的、不同领域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就业结构矛盾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在不同产业之间,金融、保险、电信、分销服务以及部分高新技术行业会有较快发展,并会带动就业的明显增长;纺织、服装、建筑、建材、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望增加就业机会。但相当一部分以进口替代为目标发展起来的、长期依赖保护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汽车、冶金、机械、医药、化工等,则因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势必受到冲击,短期内可能出现大量失业。

不同地区之间的就业不平衡问题也将更为严重。经济与技术基础较好、外向度高、区位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有望获得较快发展并带动就业增长。老工业城市,以及以中小企业为主,且技术、设备水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短期内发展会更加困难,就业压力也会更大。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人员富余问题突出,结构调整压力大,加入世贸组织后富余人员分流压力相当大。相比之下,非国有经济则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将成为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领域。

此外,从劳动力自身的结构情况看,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而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又相对短缺。

突出的就业结构矛盾可能会衍生新的社会问题。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就业压力过大的背景下,失业问题过分集中于特定领域或特定群体;二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可能被劳动力市场彻底排斥,形成长期固定失业;三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而就业机会明显不足,极有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所有这些都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二)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演变为一个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总体上差距不大,在城市和农村内部甚至还相当均等。至1988年,根据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计算结果,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382

。进入九十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结果,至90年代末,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0.45。

事实上,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例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非常不平等。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的行列。

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作用的强化,初次分配的差距还可能扩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调节,则终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难以避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群体特征将更加明显

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直伴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并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从城乡差距来看,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2.79:1

。从国际比较看,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

。从地区差距来看,1999年,东、中、西三大地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48:1:1.06

。农村的地域差距更加明显,2000年,东、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纯收入比为1.92:1.30:1。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这种地区差距状况为全世界

。在不同行业之间,2000年,按照行业大类计算,行业与行业的职工人均工资之比达到2.46:1

。如果进一步细分行业,差距会更大。

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上述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由于农业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带来影响,而经济增长潜力主要体现在城镇,所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难以避免。不同地区之间,随着入世以后竞争的加剧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资本、人才、技术向发达地区的进一步集中也不可避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会扩大,并会带来地区间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扩大。产业之间,诸如金融、保险、电信、高新技术等目前收入水平已经较高的行业会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而目前本来就面临困境的一些行业,比如一些传统产业则要承受更大压力,甚至不得不退出;收入差距显然会进一步扩大。

――贫富阶层可能会进一步分化

随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贫富阶层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户则仅占6.5%。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0%的金融资产。而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在农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而占农村居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甚至更高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则超过6%。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初几年,贫富分化问题很可能会更趋严重。一些新兴行业的崛起、新经济组织的成长、新的职业类型的出现以及高增长过程中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分配过程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诸如高级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的收入将会继续提高,而相当一部分农民、受冲击行业的城镇普通劳动力,以及其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收入则可能进一步下降。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将直接导致贫困群体的进一步扩大。贫困阶层的构成也会继续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在农村,主要是贫困和落后地区的农民;在城镇,除少部分鳏、寡、孤、独、病、残等社会弱者外,将主要集中于失业或半失业群体。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而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情况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开始伴随明显的“两极化”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困。我们估计,加入世贸组织初期,这一特点会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上理解,“两极化”基础上的差距扩大与收入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

(三)劳资关系问题

――劳资矛盾会逐步成为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问题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对就业实施统包统配,劳动力一旦被安置就业,工资及各种福利待遇等等都由政府来规定,并被视为国家职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不存在劳资矛盾。改革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雇主的单位逐步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劳动就业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雇佣关系形成的行为主体由政府转为雇佣双方,包括工资、福利等在内的劳动力价格也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决定。劳资关系、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更快成长和劳动就业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就业领域中的雇佣关系会更加清晰,有关劳资双方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的群体关系问题。

――劳动者权益受损问题在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可能比较突出

劳资矛盾突出的表现可能集中于劳动者权益受损方面。如前所述,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不平衡,是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相当多的领域近乎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双方的雇佣与谈判过程中,劳动力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就业完全取决于市场,包括工资福利、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强度、职业稳定性以及其它人身权益在内的劳动者权益受损,就几乎无法避免。事实上,近些年来,类似问题在许多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乃至部分国有经济组织中已经频繁出现,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初期若干年内,此类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职业流动的加速也会带来其它形式的劳资纠纷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人才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人才的国际化流动趋势也会更加明显。各类企业都要不遗余力地争夺各类人才,致使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迅速增加,但有关人员流动的法律、规范在短时期内却难以形成。因此,与职业流动有关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商业秘密方面的纠纷有可能大幅度增加。其中不仅有因雇主利益受损而带来的劳资纠纷问题,也会有雇主为避免发生自身利益受损而采取其它非正常手段所带来的矛盾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此类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表现。

(四)社会控制与利益整合问题

――面对社会组织方式的调整,社会整合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在计划体制下,单位是中国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成员在城镇分属不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在农村,则分属人民公社。各种形式的单位不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也具有对社会成员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职能,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对话平台。

改革以来,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迅速解体,家庭再度成为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单元;在城镇,以非公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这些组织本身也基本不具有任何除经济活动以外的社会组织职能。与此同时,传统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职能也逐步弱化。这种状况导致的进一步结果是政府开始直接面对公众或分散的利益群体。

虽然通过单位实施社会控制与整合存在明显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和高度分散的利益群体也存在突出问题。核心是缺少制度化的对话平台和矛盾缓冲机制。公众的意见无法相对集中并通过适当的渠道与政府沟通,社会内部的矛盾难以消化,以至于所有冲突都直接在政府与高度分散的公众和小群体之间发生,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放弃一些问题上的管理,势必造成下层混乱,诱发异端组织的发展;如果试图直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并强化政府职能,则控制成本势必大幅度提高,并加剧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紧张。类似问题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苗头。

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上述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对国有经济部门的进一步改革,各种经济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必然进一步弱化。尽管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希望成为新的、更具有弹性的政府与民众对话的平台,但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部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可能加剧

在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政府管理方式变革期间,有一种趋势值得引起特别注意,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游离于正规经济与社会组织之外。例如大量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镇中的个体、自雇佣人员、失业人员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的非正式雇员。对那些处于正规组织之中的社会成员来讲,虽然其所归属的组织可能不再承担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但毕竟还有相应的组织规范和组织能力,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利益表达职能及内部管理职能。而那些游离于正规经济与社会组织之外的社会成员则进入了完全的社会边缘状态。政府难以向此类社会成员表达政府意志,他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渠道和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在其自身利益受损时,也无法利用制度化的手段来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在经济上未必完全处于社会底层,但在利益表达方面,在各种具体的规则形成过程中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部分社会成员的边缘化问题日趋突出。加入世贸组织后一定时期内,基于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出现的高失业以及个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考虑到相关制度改革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这种边缘化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并会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及维持社会稳定带来困难。

――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增加

在社会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过程中,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尚难以形成有效社会整合机制的情况下,偶然性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可能增加。其中主要的威胁会来自于各种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当然,获益群体也会以不同方式提出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要求,而使某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一些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可能加剧,同时也可能出现一些新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源于加入世贸组织战略本身,而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体制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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